改变需要资源，但你不是领导就不可能拥有资源。当你真的是领导了，考虑的因素也变得复杂，出于自身利益，也就不会想改变了。

“我不过是这个庞大系统里的一分子，能做的，更多时候是适应而不是改变。”30岁的梁婷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的秘书，这样描述她在官场8年的感受。

2003年，当梁婷本科毕业时，她以“选调生”的身份来到广西凭祥市友谊镇政府任团委副书记。所谓选调生，是中组部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活动，选拔那些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乡镇工作。如今，中国政坛上不少高官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其中也包括梁婷所在省份的黄道伟，54岁的他现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。

梁婷们的命运显然不如前辈：他们中的大多数仕途之路并不顺畅，过过小日子还可以。但对这些还怀抱着政治理想，曾经希望“主政一方，造福百姓”的年轻人来说，生活却是痛苦的—有些人离开了，有些人被异化得面目全非。

“组织是真正把他们当‘苗子’来培养，让他们下得去、长得好、上得来。”分管选调生工作的广西组织部干部一处的相关负责人说。

但就个体而言，“选调生”只是进入官场的另一种通道罢了，他们进入官场的目的、混得好与坏，跟这个标签的关系其实并不很大。

30岁的肖桂国进入官场的第一站，是广西梧州市苍梧县沙头镇党政办公室。他将自己踏入基层为官的原因归结为：从农村出来，总感觉做干部较体面，而且年轻也想打拼一番。

在镇党政办期间，肖桂国主要做张贴大字报，参与收取农业税，扑灭山火，收发传真，打扫卫生，搞拆迁等工作—在这个以“水稻、母猪、荔枝”为三大主产业的乡镇，荔枝种植的季节，镇领导干部会带队做表率，带头去种一棵荔枝树，以示重视发展荔枝产业，虽然种下后就不去理会了。

在沙头镇政府里，稍上年纪的人都不会打字，因此文印室便成了肖桂国在基层工作的主要舞台：很多时候，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打字、复印、速印，有时一天要印上百份材料。倍感苦闷的肖桂国，在和很多同到基层的同学交流时才知道，原来大家的状况都差不多：没有洗澡的热水，得烧柴火来加热;手机信号不好，得跑到楼顶某个位置打电话……寂寞、枯燥、乏味、无聊，极大颠覆了他们想象中的官场生活。

基层的苦涩，覃夏也深有体会。她2005年7月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，从繁华的广州回到广西港城镇政府工作，主要在党政办打杂。“一个科室就一台电脑—可那时我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了。”在覃夏看来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观念问题，总感觉当地政府没现代发展的意识，大家追求的东西不一样。

在基层，抓计生和维稳是主要工作。盯紧越级上访的百姓，并和相关部门联动一起截访;整天跟在领导屁股后面，平时做着枯燥乏味的会议记录;负责“保先”(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)活动，让党员学习领导讲话，并提交读书笔记……这和覃夏当初想的“去做一些关心民间疾苦的事情”，相去甚远。

2007年，覃夏终于受不了这些了，辞离官场。“这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，如果熬的话，也会有一官半职，但这有什么意义呢?”忆起这段经历，覃夏说。这个观点得到了相当多人的认同—事实上，大学生到机关能发挥作用的很少，因为自己本身就没什么资源，也没什么经验，“想象着会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，其实谁听你的啊”?正如梁婷说的那样，“想改变的没条件，有条件的不想改”。

广西崇左市岜盆乡党委副书记黄福威认为，由于乡镇没有财权、人事权，很多事情根本就没办法做，很多人包括基层领导，都不愿意呆在乡镇，一有机会就努力往县城挤。

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体制问题之外，那些看不见的潜规则或许才是这些年轻人纷纷离开的真正原因。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，而是托熟人找关系来摆平，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，几千年来似乎从未根本改变过。即使不是身在官场中的人，也深有体味。

“一些我都不认识的老乡，车辆超载在田林县被查扣时，都经常找我帮忙。”田林县医院医生黄超说，尽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门上班，但一般打个电话也可以搞定。

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，基层政治的运行也就更加无视规则，依赖关系，战友、老乡、同学等等什么样的关系圈子都有。就连结不结婚，都是一门政治学问。尤其是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，最好的融入就是联姻。

“和当地人结婚的好处是，你被认为有扎根基层的表现和决心，组织在提拔时，会优先考虑。”肖桂国说，一旦和当地人结婚，就成了顺利融入当地的润滑剂，别人在介绍你时，也不再直接说你的名字，而是强调“这是某人的女婿或老公”，毕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权贵的圈子，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帮说话。

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来说，努力往上走，当更大的官，也就成了人生可选择的为数不多的目标，但升官并不是靠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就管用的。

对乡镇而言，你不是这个乡镇的人，就属于外地。而在县里，同地级市不同县的，别人也都把你当成外地，甚至在一个县里的各地乡镇官员，也会抱团形成自己的派系。对于这些外来者来说，站队是很重要的，一定要成为谁的人才行。不过，官场有起落，斗争有成败，站队的风险也不小。站错一次队，影响的很可能就会是一生的命运。

还有那些“富二代”、“ 官二代”，也会经常出来分食本就不多的升迁机会。“官二代”借助选调生的选拔制度进入官场后，没在基层呆几个月就坐“直升机”，步步高升，这在官场中为不少人所诟病。

在官场里沉浮，女性的命运更显艰难。女人从政获得升迁，总是和情色过多地牵扯在一起，进而成为官场津津乐道的话题。“据我平时接触了解到的，一些担任团县委副书记的年轻女孩，一些靠色相获得升迁的，她们通常就是县某个领导的女朋友。”一位深谙官场的官员如此描述，“能把持基层女官员命运的，不只是乡镇党委书记。副科级以上干部，都纳入县委组织部统一管理，所以能掌控这些女干部命运的，还有县里的主要领导，有的女干部一心想着往上爬，关键时刻也很能豁出去。”

梁婷等多位受访者也坦承，基层官场的男女关系确实比较复杂，在这样的官场氛围中，即使获得升迁的人真不是靠出卖色相获得的，也会被怀疑，甚至谣言铺天盖地传开。

“当年，我是一个22岁的小姑娘，性格开朗活跃，加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，会打字、会写发言稿，领导有什么事也喜欢叫上我去做，人家也会怀疑和议论说你是不是在出卖色相。”

梁婷直言：“其实我真没什么，自己很谨慎地走好每一步，但还是有人会说，在这个官场环境中，不管你有没有事，一旦进入，基本上也就无法逃离色相与升迁的暧昧揣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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